今年3月，一份“神木40余名职工实名举报国企高层侵吞数十亿国有资产”的网帖，将陕西龙华煤焦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龙华集团)大股东高忠厚推上舆论浪尖。

据了解，龙华集团由原神木县燕家塔电厂于1998年改制而来。谈及这场15年前的改制，有人称高忠厚是侵吞数十亿元国有资产的“巨贪”，有人则称他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臣”。《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走进神木县，采访了举报人、被举报人、企业职工及政府官员等多方人士，试图用事实还原当年企业改制的真相。

网曝高忠厚：“侵吞国资数十亿元”

神木县多富豪，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神木富豪排行榜》上，高忠厚榜上有名。高忠厚很低调，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几乎看不到他的名字。但在2013年3月，一份“神木40余名职工实名举报国企高层侵吞数十亿国有资产”的网帖，将这位低调富豪推上舆论关注的焦点。

据了解，网帖中反映的涉及企业改制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后，国家出台了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1997年12月，陕西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决定》和《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以及“两个有利于”(有利于企业、有利于职工)等相关政策性文件。在此背景下，神木县燕家塔电厂开始推进企业改制。

燕家塔电厂是2台6000千瓦火电机组的小型电厂，而且是全额负债企业，即总计6000多万元的资产全部是贷款。政府为了能使燕家塔电厂的改制顺利进行，决定将神木县孙家岔煤矿的78平方公里井田划给燕家塔电厂开采，将孙家岔水厂划给电厂使用，将贷款中2000万煤炭开采基金让利5年。

1998年7月，神木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与燕家塔电厂主要领导多次研究后，确定电厂的改制方案：以“一买十”方式配股，即每5000元认购一股，享有电厂5万元资产所有权，同时承担电厂5万元的债务清偿义务，自配金5000元作为电厂实收资本。每个股东的第一股须以现金认购，其余每股只出500元现金，剩下的4500元可申请抵押贷款。电厂职工226人，其中正式工137人，合同工89人。改制后，原国企职工身份即自行改变成为新企业员工。

网帖称，改制前，电厂曾向每个入职职工集资5000元；改制时，电厂领导希望职工把这5000元直接作为股金来入股。但大多数职工不同意此方案，只能以不入股的方式来抵制。入股人数寥寥。最后，董事长高忠厚用自己亲戚刘晓明的一个砖厂做不动产抵押，贷款3000多万元，结果他一人就持有500股，这几年每年的税后分红就高达5000多万元。

同时，网帖还反映了电厂改制之后在经营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董事长高忠厚“一手遮天”导致企业“权利失衡”、孙家岔煤矿“违规开采”等等。

按照网帖上举报者所签实名和联系方式，记者见到了王建军、苏志诚、田键、薛亚军、奥钧、高甫等6位举报人。在神木县一家宾馆的接待大厅里，记者与举报人座谈发现，他们针对企业改制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改制时孙家岔煤矿划归电厂，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二、改制后高忠厚一人独揽500股，是侵吞国有资产。

对话当事人：改制是否导致国资流失

电厂改制为何要划配煤矿？这是否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呢？据王建军等6位举报人介绍，当年推动电厂改制的政府官员有的调走、有的去世。他们建议记者先找两个人采访：一个叫高和平，他当年曾是县煤炭工业局副局长、电厂改制工作组副组长；另一个叫武文广，他是原燕家塔电厂的副总、现龙华集团大股东之一。

按照举报人提供的电话，记者见到高和平。可这位当年电厂改制的主要当事人却明确表示：在当时背景下，政府把孙家岔煤矿划归电厂的改制方案是正确的、必须的。

“我不仅是电厂改制工作组的副组长，而且早在1994年电厂筹建时，我还是县煤炭局派出的项目建设负责人。”高和平说，首先，电厂原来的名字叫“煤电公司”，因为立项时就是与孙家岔煤矿配套的坑口电厂，与孙家岔煤矿属一体化项目；其次，孙家岔煤矿的前期设计费用总计230多万元，都是由电厂承担的。因此，在改制方案中写明“孙家岔煤矿划归电厂开发，现发生的债务由电厂负责偿还”，改制后企业的名称也确定为“神木县煤焦电公司”。

苏志诚等举报人建议记者采访武文广，他们说：“武总已经退休了，但他与高忠厚有矛盾，在幕后支持我们上访。”然而，武文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否认“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

“虽说我和高忠厚有矛盾，但我必须实话实说。”武文广告诉记者，当年的孙家岔煤矿是一块井田，现场还是一片沙漠，只是进行了前期设计，前期设计费等投入了几百万元都是电厂出的。他说，“当时是我去把煤矿前期材料抱回来的，政府领导说‘谁抽烟谁咳嗽’，改制后把煤矿划给你们，你们承担煤矿的债务。当年煤炭价格很低，开煤矿大多赔钱。”

高和平在谈起当年煤炭市场的状况时，还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时候，他作为县煤炭工业局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局长，经常下乡进行煤矿安全检查。全县270多家煤矿，检查一圈要跑好多天。有一次正好赶上了饭点，这家煤炭企业老总想请他在镇上的饭馆吃顿饭，可一摸口袋钱不够，不得不打电话叫来附近几家煤矿企业的老总，几个人凑钱请他……

“人说话要凭良心，不能现在看到煤炭值钱，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实事求是地讲，在当年改制时，孙家岔煤矿和燕家塔电厂一样都是包袱，而不是财富。”高和平举例说，在那个年代，煤炭市场价每吨只有七、八块钱，著名的哈拉沟煤矿为何在改制后又转给了神华集团，因为神华每吨煤可出价10元。

调查高忠厚：缘何独揽500股

经多方联系，赴外地养病的高忠厚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他说：“在当时电厂亏损、煤炭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不仅职工没信心，我对改制也没信心，也不想持大股。但‘抓大放小’是国家政策，电厂改制是县政府的决定，不改不行；为改制成功，作为董事长不持大股也不行。”

查阅电厂改制方案，记者发现其中“认股办法”一栏规定：全体职工自愿认购；董事会成员认股量总计不少于总股量的51%，董事会成员内部认股比例自定，每个人不得少于50股。举报人田键认为，这个改制方案不合理。

他说，“神木县在推进县玻璃厂、大砭窑煤矿等企业改制时，采取的都是人头股(身份股)，即每个有国企身份的职工都配置给股份，电厂改制为啥要让大家出钱认购股份？”

“因为燕家塔电厂与玻璃厂、大砭窑煤矿等企业不同，电厂是全额负债企业，改制时不仅没有国有资产，而且实际上已资不抵债。”高和平说，改制前政府曾搞过一个清产核资，电厂资产实际是负437万元。这样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怎么可能再给职工配置“人头股”，如果一定要配股那也应该配的是债务。因此，政府改制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对电厂资产不再进行评估，并把孙家岔煤矿、燕家塔水厂都划给电厂，所有债务由电厂承担。同时，作为一种支持，将贷款中2000万煤炭开采基金让利5年。

谈及董事会控股的问题，高和平说，这是因为玻璃厂、大砭窑煤矿等企业改制都搞平均股权最后都没有成功，玻璃厂倒闭了，大砭窑煤矿经营不善卖给了个人。政府吸取教训，希望电厂能改制成功，才决定采取董事会相对控股的办法，希望以高忠厚为首的领导班子能多入股、多承担责任。

那么，电厂改制认股时是否公正？“独揽500股”的高忠厚是否属多吃多占呢？

“电厂先后搞过两次认股，都始终坚持平等、自愿的原则。”武文广告诉记者，“第一次认股是1998年改制时，职工们对企业未来没信心，为改制成功领导班子必须带头认股。作为副总，我当时让老伴拿出自己参加工作20年来的全部积蓄，认购了80股。第二次扩股是2000年1月，这次经股东大会讨论决定，不允许董事会成员再入股，为的就是让职工们多入股，企业股东从原来的99人扩大为168人。”

“1998年企业股改时，我最后一个认股。”高忠厚说，“在职工认股结束时，还有568股没人认购，我便找到当时电厂厂长杨国秀，动员他再买点。杨厂长当时虽已经认购了100股，可为了承担责任，他又将弟弟家的房产作了贷款抵押认购了50股；随后，我又找到当时只认购2股的副书记郭俊利，让他又多认购了18股。最后剩下500股，我不认购不行，可认购又没这么多钱，便找到亲戚刘晓明，用他的一块土地和一栋在建楼房做抵押贷款买下这500股。”

举报人坦言：谁都没长着前后眼

记者在与苏志城、王建军等6位举报人座谈时获悉，这40余名网络举报人都是没有股份的职工，他们未能入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在股改完成后进入企业的职工，比如苏志城；二是原孙家岔水厂或燕家塔铁厂的职工，后被并入电厂，比如王建军和奥钧；三是原电厂的老职工，但前后两次认股都没能参与，比如田键、高甫、薛亚军等。

龙华集团现任董事长高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电厂改制完成后已是民营股份制企业，按照改制时对政府的承诺，对于股改之后进厂的职工，只负责接收并安排工作；而铁厂和水厂分别是2001年和2002年才并入电厂的，当时股改已完成，不可能再入股。王建军承认，电厂改制方案中明确“水厂正式职工参加电厂改制”，但因水厂厂长不想改制，一直到2002年该厂长调回政府后水厂才真正并入电厂。

如果说以上两类职工都因错过股改时间而未能成为股东的话，那么以田键、高甫、薛亚军等电厂老职工，为何没有入股呢？他们的回答是：“改制方案确定基础股一股5000元，门槛太高，没钱认股。”

记者问：“在改制前，电厂曾向职工每人集资5000元，也就是说所有职工每人至少有能力认购一股。你们为什么不将这笔钱直接入股而选择退还集资款呢？”

田键、薛亚军回答：“因为在1998年改制时，高忠厚曾在大会上说，认了股也不会分红，要19年才能收回投资。高忠厚误导了我们，实际上股东在1999年底就开始分红了。”

记者问：“如果说高忠厚1998年真的曾误导大家，可1999年底分红的事实不是已证明企业还是有前途的吗？你们为什么在2000年1月扩股时还是没有认购呢？”

田键、高甫、薛亚军三人坦言，谁都没长着前后眼。他们承认，在改制认股问题上，企业对所有职工一视同仁，但当时他们对改制没有信心，感觉企业没前途。

“我开始对改制也没信心，第一次也没认股。”龙华集团职工刘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电厂第一批招工进厂的职工，在我的印象里，高忠厚从未说过19年才能收回投资的话，而是动员大家认股，但我当时看不到希望就没认股。到了2000年1月扩股时，我认购了11股。”

据了解，现任龙华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小毅也是第二次认购的股份。他说：“企业第二次扩股是为了筹资新上一台发电机组，当时我在一线车间当班长，企业的经营效益虽然仍然不好，但我感觉以高忠厚为首的领导班子一股正劲谋发展，企业有前途，就一下认购了33股，后来又在内部股东转让股份时高价收购了44股，变成了大股东。”

揭改制真相：“巨贪”还是“功臣”

随着采访的深入，王建军、苏志诚、田键、薛亚军、奥钧、高甫等举报人向记者坦承，反映高忠厚借改制侵吞国有资产，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入股。而且，因入股而引发的举报风波，最早发生在2008年。

据董事长高杰介绍，2008年的龙华集团已由改制时的一个小电厂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发电、煤矿、宾馆、新型建材等多元化综合集团公司，资产总额突破10亿元，上缴税费近2亿元，实现利润突破3亿元。企业发展了，股东们分红多了，原来没入股的职工心里不平衡，便开始上访。

“实事求是地讲，高忠厚人如其名。1998年改制时他认购大股，实际上是承担改制风险、履行社会责任。”这是原县煤炭局副局长高和平的评价，他说，“那时，国家‘抓大放小’要求改制，县领导落实国家政策逼着他改制，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高忠厚为了推进改制，不得不认大股。”

高杰说，2008年，神木县政府从稳定出发，要求龙华集团“承担社会责任，为政府分忧解难”，但龙华集团168名股东不希望股份被稀释，拒绝扩大股权。时任龙华集团董事长高忠厚从大局出发，找股东做工作，最后按照“大股东让利、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与职工工龄挂钩”的原则，于2009年4月一次拿出3655万元对原国企员工进行经济补偿。

王建军、苏志诚、田键、薛亚军、奥钧、高甫等举报人证实，当时他们都领到了补偿款。其中，王建军最低，领取了16万多元；高甫最高，领取28万多元。

然而，此次经济补偿并未从根本上平息矛盾，时隔5年后的今天，为入股而发起的新一轮举报又出现在网络上。高杰说，“这次，他们把高忠厚说成侵吞国有资产数十亿元的巨贪，是想以此吸引眼球，目的还是为了入股。”

“当年企业困难时不入股，现在效益好了想入股，这些都是太会算计的人，让他们入股，我们股东不会答应。”龙华集团职工李小军说，他是1997年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分配到电厂工作的，改制时认了2股，扩股时又借钱认购了8股。他说，“这世界上如果有后悔药，我还后悔当时没有多入股呢。”

“即使是为了入股，也不能捏造事实，诬陷别人呀。”龙华集团职工刘江说，“凭良心说，没有高忠厚，企业早就倒闭了；没有高忠厚，就没有龙华集团的今天。”

神木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贺利贵告诉记者，当年龙华集团改制，从政策上讲是大势所趋，从程序上讲是规范运作。如今的龙华集团已成为神木县第一利税大户，近几年每年上缴税费都超过5亿元，安排职工就业1800余人。他说，“在神木，龙华集团的改制最成功，高忠厚功不可没。”

高忠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从企业改制前的总经理到改制后的董事长，从当初为给职工发工资四处筹钱到后来企业发展盈利股东分红，从没入股职工上访到大股东之间发生矛盾，再到后来他主动退出经营管理岗位改任党总支书记，这些年他经历得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