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再生资源协会会长刘向群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屡创世界记录，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环境恶化的速度以及碳排放，也已高居全球第一。调查显示，我国的经济指标年年超额完成，而环境指标却没有一年达标。

据林业部门统计，由于过量开发，我国每年有1.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荒漠化。也就是说，我们两年半丢掉一个台湾岛，两个半小时损失一个珍宝岛。面对这场空前的环境灾难，我们不能不对现行的发展方式产生质疑：难道发展经济就必须牺牲环境？这样的发展到底还能持续多久？面对资源枯竭、漫天风沙的土地我们的子孙将如何生存？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批环保系统的老同志，进行了十多年的国内外调研，现以调研结果为基础，提出以下三项建议：

一、改变我国落后的产业结构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产业结构，一种是三百年前工业革命之初，在资源非常丰富、环境容量极大的情况下形成的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产业结构，而随着资源枯竭及环境恶化，一种产品→废弃→再生产品的循环型产业结构应运而生。前者以我国东北、西北的一些主要利用矿产资源的传统企业为主；后者以广泛开展了垃圾革命的日本、德国、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

常识告诉我们，与产品成分最接近的莫过于产品本身，利用废旧产品比利用矿产资源节能减排70%；利用废金属比冶炼矿石节能减排80%；回收1吨废塑料(9950,120.00,1.22%)可节约4吨原油；利用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回收1吨/年废轮胎可拯救五亩热带雨林。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环境问题不是经费问题、技术问题而是产业结构问题。如能形成生生不息的循环经济，可节约环保经费50%、减少三废排放80%。正如钱学森同志所说：“如果搞好废弃物的再生，两个世界难题(资源与环境)就同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是国家大事之一”。

最近，日本对国内的可回收金属统计后得出：日本的金、银、铅、铟等蓄积量已居世界第一；铜、白金和钽等居世界前三位。

一个资源极端匮乏、制造业非常发达、环境容量又十分有限的岛国，怎么会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储备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据调查，正是由于日本开展了60年的垃圾革命，形成了主要利用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基本摆脱了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和保持了生态的平衡。如今已宣称自己为资源大国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长寿之国。与此同时，号称地大物博的中国，由于坚持落后的线性经济，经过60年的资源掠夺，如今已沦为只要依赖进口的资源小国和环境污染重灾区。

两种不同的结果是由循环和线性由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造成的。

去年初，正当我国被铁矿涨价所困扰，曰本却传出将加快废钢铁研发利用，彻底告别铁矿石的消息。显然，如果再不及时地向循环经济转型，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后的矿渣堆放场和线性经济的最后领地。

目前，我国的五千万回收大军几乎挖地三尺，使国内产品基本得到了回收。但出口的四亿吨却有去无回，只能靠进口能耗、污染高出十倍的矿产资源补充，以至于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而出口产品报废后给全球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只管出口不管回收的线性经济，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有些环保组织甚至称中国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和“最不负责任的国家”，并正在酝酿收取高额处理费。

因此，回收出口产品，不仅有利于形成收支平衡的循环型产业链，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制造业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进口经过冶炼的废钢、经过裂解的废塑料和经过化浆的废纸，等于减少了80%的污染和能耗。而我国每年进口的8亿吨矿产资源，无异于将800多亿吨“三废”进口到国内，可谓世界上最大的一笔洋垃圾。

据统计，中国每年耗巨资开采和进口的60多亿吨矿产资源，在开采、运输、冶炼过程中要产生7000多亿吨废水、废气和废渣，而开采矿产资源破坏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半台湾岛)，并还在以每年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显然，造成污染的真正罪魁祸首，并不是被媒体大肆炒作、每年进口的4000万吨废旧物资中的几箱洋垃圾，而恰恰是我们不惜调动一切外交手段、花费大量的资金、付出重大人员伤亡和环境代价开采和进口的60亿吨矿产资源。

据报道，我国的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实际上，人们日常生活所排放的“三废”仅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5%。远低于利用矿产资源的制造业(占全国总排放量75%)。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有效地减少矿产资源的用量，即便我们生活中少开几天空调、少开几趟汽车，甚至不排放、不消耗，对于节能减排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目前，世界各国对减少碳排放互相推委、争论不休。但由于受传统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既不影响发展又能保护环境的两全之策。而按照我国商务部颁布的标准，如能解决目前国际大循环中的“静脉栓塞”，每年回收全球产生的100亿吨垃圾(应叫再生资源)中的40%，可使碳排放由每年的90亿吨减少到可自然消化的70亿吨、节约矿产资源60亿吨，世界将基本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平衡。

因此，只有改变全球落后的线性产业结构，才可能发展与环境并举，才可能建成天下无废物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如：河北保定的中小企业，用煤融化从各类报废设备上拆解下来的废铝，每生产一吨平均用煤150公斤、释放二氧化碳190公斤。而我国的大型铝业通过开采、冶炼铝矿，每获得一吨铝平均耗电3万度，用煤12吨、释放二氧化碳16吨，是保定中小企业的100多倍。更重要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再生产业，使保定上百万贫苦农民脱贫致富，使许多要饭村、光棍村成为了富裕村、幸福村，保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再如，清远的中小企业每年从“洋垃圾”中获得优质铜60万吨，是我国最大的贵溪铜矿年产量的2倍，回收率接近100%，污染治理成本仅为铜矿的1%。而后者每年要产生有毒矿渣6000万吨、废水2.4亿吨、二氧化硫100万吨、耗电20亿度，同时还使几百平方公里的山体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工伤事故和环境代价是前者的上百倍。

遗憾的是，清远、保定那些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并安置了上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全部属于宏观调控的对象，而高能耗、重污染的大型铜业、铝业，则得到了国家资金、政策的大力支持。

人类生存就要消耗资源、排放“三废”。一味限制消耗和排放，只能妨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单纯的“保护型环境战略”，既消极、被动，又治标不治本。而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形成消耗越多、排放越多、回收越多、再生越多，生生不息的“再生型环保战略”，才可能标本兼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把脉世界经济，一个健康的地球，不仅需要强大的动脉系统(生产)，还需要一个强大的静脉系统(回收)。只有形成生生不息的国际大循环，地球有限的资源才能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不堪垃圾重负的地球才能吐故纳新重新焕发生机。

二、实现全国环境战略一盘棋

目前，随着东部资源的枯竭，我们又把资源开发的目光投向西部。既然科学已经证明：“人进沙进、人退沙退”，那么尽量减少西部的开发活动，依靠大自然的循环再生能力，我国的生态完全可以得到恢复。因此，我们应当变“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大保护”、“西部大休养”。据专家介绍，如果我们能够给予西部50～60年的休养生息，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使100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变绿洲。

既然我国的“环评法”要求所有的项目都必须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那么，面对涉及大半个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这一超大型项目，是否也应先进行环评？未经环评的西部大开发是否涉嫌违法？

西部是我国的水源以及大部分动植物资源的发源地、栖息地。

因此，西部环境对于保持全国的生态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由山区到平原、由上游到下游、最后集中到交通最为便捷的江河入海口的城市化过程。

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也必然是一个“东部化”、“沿海、沿江化”的过程，我们岂能倒行逆施？

其实，经历过劳民伤财的“三线建设”、“上山下乡”、“5.7”干校运动的专家学者，对西部大开发的前景早已心知肚明。遗憾的是，这上万亿的学费和千万人的骨肉分离，并不足以使我们警醒。目前，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机场、工厂，几乎都在重蹈三线建设的覆辙。

如今，我国西部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野蛮开采。在暴利的驱使下，大小老板如蝗虫般地把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的西部“折腾”的满目疮痍。西部的大片森林、草原、湿地，正在被工厂、矿山、机场、高速公路所取代。

而对新疆、西藏、青海、内蒙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且往往成为民族败类煽动民族仇恨、分裂祖国、制造流血冲突的主要借口。

近年来，中国的地质灾害成倍地增加，其中80%发生在西部。因此，把大批石化、钢铁企业以及东部人口集中到一些并不适合发展经济的西部地区，无疑是一种对生态环境、人民安全极不负责的表现。

另外，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首先应当“经济全国化”。而我们有些地区，在为获取国家投资的利益驱动下，这也振兴、开发，那也发展、崛起，四面出击，大搞平均主义，显然不符合经济全国化的专业化大分工、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认为，如果进行全国范围的环境影响评价和专业化大分工，应将西部作为世界工厂的“后花园”发展林业抓“生态”；中部作为世界工厂的“食堂”发展农业抓“生活”；东部作为世界工厂的“车间”发展工业抓“生产”，并因地制宜地实行不同的政策和标准，将3000年前按照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封建割据的“小而全”划分的行政区域，改变为按照经济全国化布局、区位优势和市场、环境条件划分的“林业省”、“农业省”和“工业省”，而不能统统都去抓GDP。更不能到青藏高原去发展重工业；到长三角、珠三角去发展畜牧业。

实际上，西部经济的落后并非群众改革不积极、干部开放不大胆，而是由市场和自然环境决定的。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已经搞了30年的市场经济，哪里该振兴、哪里该开发、何时腾笼换鸟、发展什么样的科技，都应当“无为而治”——顺应客观规律，由市场、环境说了算，而不能再靠计划经济的行政命令、长官意志。

众所周知，西部每年都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到东部打工或定居、都有大批企业向东部转移，这些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传统手段逆市场规律而动，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局。

总之，任何地区的产业布局，都应服从全国总体的战略布局和环境影响评价，都应当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同北京的水源地密云，必须服从北京的大局，不能搞“密云大开发”，去追求GDP。而东部地区也应当像北京补贴密云那样，对为保护全国生态环境做出牺牲、并为东部提供了清洁的水、空气的西部地区，给予财政补贴。

我们从长三角、珠三角的成功实践中不难看出，大量利用国内外的再生资源，比到西部去开发矿产资源，更有利于我国的环境。

17世纪，美国的探险家发现了黄石大间歇泉，同时也发现了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这一发现，立即引起当地政府和矿业老板们的极大兴趣。但当时的美国总统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也是资源”，“不希望看到世界罕见的大间歇泉成为一个积满脏水的矿坑”。经过激烈辩论，国会通过议案，将黄石定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随后又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一大批国家公园。两百年过去了，美国人由衷地感谢这位总统。正是这批国家公园，使美国西部的生态环境免受“疯狂淘金时代”的洗劫。这对我们保护已经千疮百孔的西部环境，是否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