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社会聚集中国市场国际定价权，与2002－2005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有着根本的联系，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发展的高峰时期。对外依存度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中外贸依存度已经提高到70%，这体现在出口方面；二是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大幅提高，到2004年我国原油、大豆、铁矿石、氧化铝、天然橡胶和镍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40%、66%、36%、40%、55%和55%以上，这体现在进口方面。而将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定价权问题推向社会焦点的正是进口方面的因素，定价权也更多的指向大宗物资和资源类商品的定价权。
    受伤的总是中国　　
    定价权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缘于国际市场狂炒中国需求，将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资源性商品价格拉高，让中国消费者在高位买单，以达到逼仓中国的目的。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极低，这种在贸易方面因价格不利变动造成的损失就愈发显得令人心痛，一次高价进口原料所造成的损失不知要出口多少双鞋子，多少件衬衣才能赚回来。更让国人感到愤慨的是通过多年在国际市场的拼搏，才发现国际市场并不是那么单纯地按照供求规律在变化，而更象是有针对性的根据中国的购买和库存数量在变化，当全求资源商品的库存集中在生产者手中时，国际市场会关注需求如何旺盛，产能如何的有限。只要中国消费者还没有大量地进口，价格就不停地飚升。而一旦中国消费者大量采购，全球库存由生手产者手向中国消费者的转移完成价格便大幅下跌。仿佛决定价格水平最重要的不是该商品全球绝对库存量的大小，而是现有库存集中在谁手里，如果库存集中在生产方价格就涨入云天，而库存只要到了中国消费者手里，全球还是那么多的商品，价格就跌入谷底。在涨跌之间财富便完成了一次再分配，就像股票市场上庄家与散户筹码搬家游戏的翻板。03年中国在15000－17000元的高位大量进口棉花、04年中国在3700元以上大量进口大豆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不仅在商品贸易中巨额财富通过价格变动被国际市场的贸易对手赚走，利率市场上同样受伤的也总是中国：全球利率水平在80年代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当时美国和中国都是高利率的受害者，两国都下地狱借债。到了21世纪全球利率水平降至谷低，尤其是长期利率长时间低位徘徊，过去的21年里美国真实利率持续下降，而中国借出的资本不断增加，尤其是2000年以来猛烈增加，此地狱和天堂换了地方，美国没有搬家，还是举债，所以到了天堂；中国搬了家，从借入债务变成输出资本，还是在地狱。
    定价权的基础是规则制定权　　
    俗话说痛定思痛，当我们发现因中国经济增长和开放程度提高形成的中国因素并不能为中国谋得利益，反倒成为贸易对手用来打压中国竞争力的手段时，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要在国际贸易中争取话语权，要利用中国自身的影响力来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由于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的定价是按照该商品基准期货合约价格+各类升贴水的惯例来确定的。中国期货市场便被赋于了争夺国际定价权的使命！然而随之便有有识之士站出来指出在国内期货市场参与主体有限的背景下奢谈国际定价权，对于中国期货市场未免有揠苗助长之嫌。
    近年来中国投资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屡屡失利更成为了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回顾中国投资者在海外的表现：从90年代的株冶、到近几年的中航油、中盛粮油及国储抛铜，当然还有长期从事期铜反套利的资金，无论是投机、套保还是套利，毫无例外都是在海外市场上巨额亏损。于是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国内投资者对市场的研究深度不够，对国际市场规则不熟悉。但中国也不是每战必败，还是有一个比较成功的金融战例的，那就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国资金非常成功地击退了国际顶级大鳄的狙击。这一役胜利的根源在哪里呢？是我们比国外投机者对市场研究的更透彻还是对手看错了香港经济的基本面呢？恐怕都不是，关键在于那是在我国的市场上与国际机构对抗，我们掌握着规定的制定权。
    200年前的大英帝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自然也是全球最重要工业原料和大宗物资的集散地，这使伦敦成为了世界金属的定价中心，时过境迁虽然英国现在早已不再是世界的制造业基地然而伦敦金属交易所仍然牢牢把握着世界金属市场的定价权，20世纪美国经济的崛起不但使其成了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和大宗物资的定价中心，更使其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而这种定价中心的形成，为本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美国控制世界资源的能力之所以强大根本不在于它是个工业帝国，而在于它是个金融帝国。它是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而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竟争中通过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参与本国金融市场不断积累起来的。一国的市场要想在世界上形成影响力它就必须是世界各国主要生产者、贸易者和消费者广泛参与的市场。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市场就意味着他开始承认并遵守该国制定的规则，在投资者群体足够广泛的时候该国所制定的规则实际上就在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人所接受。久而久之便在规则的制定上占据了优势。世界上有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并不强大，说到底虽然本国自然资源丰富但却没有掌握资源的能力，相反许多国家并不拥有资源却有控制资源的能力，比如世界原油价格的定价权并不掌握在OPEC手里，而是掌握在美国手里。当一国的市场成为了世界贸易的定价中心，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都汇聚到这里，这一方面给本国创造了就业机会，更为本国企业和投资者把握市场先机提供了条件。掌握规则制定权是争夺定价话语权的基础。
    发挥国内市场对外影响力的两个条件　　
    要让国内市场发挥中国因素的积极用，取得国际定价权，就要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完善本土市场参与者的结构，吸引国外客户参与国内市场：一个市场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这个市场投资者的参与程度，参与的人越多影响力越大。中国的期货市场扩大影响力的过程就是扩大中国期货市场参与主体的过程，这既包括扩大国内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参与度，更重要的是让国外客户参与，因为只有拥有足够大数量的国外客户群体才能通过这些参与者将中国因素的影响力有效的传递出去，只有全世界主要的铜生产企业都选择在上海交易所进行保值，而不再选择伦敦交易所进行保值的时候，中国的期货市场才能够成为国际铜贸易的定价中心。
    英国和美国的商品期货市场当年能成为世界定价中心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作为最大消费者这一有利地位而完成的。作为世界最大的买方，只要将自身的市场体系和交易规则建设完整，是完全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生产商、贸易商和加工商来到本土市场进行交易的。而中国目前恰好具备这个条件，而我们所缺的只是完善市场交易品种、交易工具（如建立多层次的期货、期权工具）使我们的交易规则尽量地适应国际贸易惯例，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在当前形势下对国内资金走出去应该加以限制，避免不必要的亏损，而对于国外客户走进来则应该鼓励和支持，在政策上应该考虑批准国际上合规的有实力的期货代理机构成为国内交易所会员并按照我国制定的相关规定划转资金。
    二是培育民族金融资本：期货市场本质上是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两大功能：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其中价格发现的功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去实现的。中国期货市场影响力的令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中国的期货市场变化是否具有前瞻性，能否提前预期价格变化的趋势，因此培育中国本土的机构投资者如商品基金就显得格外重要。
    目前社会上对投机资金的态度是需要改变的，现在还仍然维持着治理整顿时期的观念，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在国内期货价格短时期内出现大幅变动时，如果是因为国际期货市场大幅变动而引发的便没有人说什么，但若是国内价格大幅涨跌，而国外市场价格没有配合，便会有人指责国内期货市场过度投机并扣上操纵的帽子，相关行业和利益集团也会游说管理层进行打压、交易所进行斡旋。如03年初天然胶市场的多头捕捉到供求关系彻底转变的契机大举作多，在国内天然胶价格上涨到13000元以上时，不但媒体和舆论对天胶多头口诛笔伐，橡胶协会和用胶企业也积极游说管理层进行干预。而如今胶价涨到了20000元以上，消费商才发现价格上涨是不可逆转的。同样在03年8月大豆价格上涨到2600元以上时关于中粮席位多头逼仓的舆论风起，03年的大连大豆九月合约上多空双方最终达成妥协而平仓，随后在大豆价格涨到3500元以上时再也没有人说是逼仓了，虽然事实证明多头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做多的机构却不得不放弃盈利的机会。作为投机者只要不违反规则，社会必须接受因投机力量推动而引发的价格提前的暴涨暴跌，这是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不能因为国内领先国外价格变动就指责某一方操纵市场。如果他错了市场会对他进行惩罚，他自己将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其他人不必去干预。只有国内价格跟着国外走才能被接受，国内提前国外大幅涨跌便是操纵这样的氛围对于中国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相当不利。
    关键是引进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是财富的增长过度依靠生产环节，以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在制造业赚取微薄的利润，而在交易环节分配不到应有的利益。而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交易过程分配了绝大部分的世界财富，中国经济要想让质与量共同提高就必须重视提高交易环节的获利能力，起码不要被过度剥削。交易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在国际中的定价能力，而争取定价权实上就是争夺交易规则制定权，对于中国期货市场和整个中国金融市场来说将国际投资人引进来，比让国内投资人走出去要重要的多。